[摘要] 由于城市快速发展，2011年，偏凉子村启动了城中村改造工程，110多户村民房屋拆成废墟，剩余的30多户因赔偿条件谈不拢未拆。两年来谈判一直在进行，至今年5月初只剩下4户村民。5月9日清晨，数百村民聚集“钉子户”于普顺家门口，村支书及部分村民下跪求其拆房。
山东潍坊400村民向“钉子户”下跪事件背后———
偏凉子村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向阳路的最北端，500多名村民95%以上都姓于。据家谱记载，其始祖“自明洪武二年来移居，潍北六七里建居”，该村已有650余年历史。我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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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快速发展，2011年，偏凉子村启动了城中村改造工程，110多户村民房屋拆成废墟，剩余的30多户因赔偿条件谈不拢未拆。两年来谈判一直在进行，至今年5月初只剩下4户村民。5月9日清晨，数百村民聚集“钉子户”于普顺家门口，村支书及部分村民下跪求其拆房。
此视频后流传于网络，引发社会关注。“钉子户”指责下跪是“逼迁连环计”，但已拆迁的绝大部分村民与“钉子户”之间矛盾愈发尖锐亦是不争的事实。在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情况下，农村集体土地拆迁已陷入救济困局。
下跪
通知说每个村民发200元钱、一箱子鸡蛋，这样村民才来现场
网上传播的“下跪视频”中，数百人冒着小雨，一男子挥着手说：任何人下跪，需要磕头的给他磕头，必须磕头，不论大小，不丢人……随后靠前的十多人下跪，但后面更多人站立。
另一个由“新浪拍客”发布的视频中，“钉子户”之一于明正指称“村支书花钱雇来村民下跪”，村民每人200元钱、一箱子鸡蛋。5月30日、31日记者均没找到于明正，知情村民称，于明正已拿到了206万元的拆迁补偿，不再是“钉子户”了。
首当其冲的其实是于普顺，当天下跪的地方就在他家门前。
“这是阴谋诡计！全都是安排好的，村民是花钱雇来的。”5月30日，76岁的于普顺气得发抖。他指点着视频说，跪在最前面的是村支书于茂源，其他下跪者除村党委成员、村委成员、村民代表和小组长外，还有村支书岳父母等亲戚。“大部分村民没有下跪，视频中指挥下跪的是村委成员于光之。通知说每个村民发200元钱、一箱子鸡蛋，这样村民才来现场。”
在4个“钉子户”中，于普顺的态度最为“坚定”，已经记不清和村两委(党委、村委)人员谈过多少次拆迁赔偿条件，但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被下跪”的那天，于普顺见村民迅速聚集而来，拒绝参加会议的他出门到100多米外公路上，几个村委会成员拦住让他回现场，推搡中于普顺昏了过去，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于普顺拿出医院病历本说，那天自己血压到了220/150，差一点脑出血，昏迷了半个多。
“现场有婚庆公司的人负责摄像，有人带头组织下跪，还把铲车开到了门前，有人盯守我父亲，只要村民下跪我父亲扛不住了，现场就动手拆房，事后再将视频上电视、上网，明显是环环相扣的诡计。”于普顺的二儿子于美源认为，这是在逼迁。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当时只有几十个人下跪，没有他。前面跪下的都是村委会、党委会成员、村支书的亲戚等人，不少人半蹲着。78岁的于福林也说，他没有跪下，听说是发200元钱、鸡蛋才去的现场，后来听见有人喊“跪下”。“村里习俗是只有过年、上坟、拜寿等大事才下跪磕头。”他说。
下跪者中确有“稀里糊涂”的。2011年即拆房搬走的于志益(化名)租房在外村住，5月9日早晨他站在前面，突然听见于光之招呼说跪下，“旁边几十个人都跪了，我腿一软也稀里糊涂跟着跪下了。”
于志益说，跪下以后才回过味儿来，自己都觉得好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干什么要跪他？”他说，现场有个铲车，听说还有婚庆公司的人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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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
条件都答应了，他也同意了，但他又反悔了
“我们是被逼无奈下跪。”6月3日上午，在偏凉子村村委会，村支书于茂源拿出文件材料和照片解释“下跪事件”。
曾做过20多年村支书的于茂源2009年因身体原因辞职，今年4月底重新当上村支书。
于茂源说，2011年偏凉子村85%村民同意拆迁方案拆了房子，“我们村拆迁安置方案与周边村相比算是的，保证每户有270平方米楼房，成人另加15平方米的面积，算下来每户至少三套房子。根据计划，2012年9月份首批房子就交房。
4月28日，上任伊始的于茂源就买了礼品去看望于普顺。论辈分，于茂源称呼于普顺为叔。于茂源称于普顺提出几个条件：安排二儿子到村委会工作、每月村委会给他开1000元的生活补助。此外，他的房子要按每平方米3500元赔偿，包括他1994年卖掉的旧房子及门脸房都要补偿。
“条件都答应了，他也同意了，但他又反悔了。”于茂源拿出了村委会盖章通过的决定，证明给于普顺每月补助1000元、安排他儿子到村委会工作都兑现，但他儿子只来了三天。
于茂源说：“开发商投入的资金早花完了，村里没钱。每年给村民租房补贴近200万元，钱都是借来的，将来只能用房子还，牺牲的是全体村民利益，割的是全村百姓的肉啊。”于茂源表示，再拖延久了，能不能保证每户三套房子也说不定了。除了村民租房补贴，还要给开发商违约赔偿。
“为给村民交代，村两委决定开现场会，让于普顺出面说说要求，让全村老少爷们儿评评理。”于茂源称，5月9日当天于普顺突然走了。“我没法向大家交代，只好为村民利益而跪，好让他们都有个家。”于茂源认为，全村百姓也是自愿下跪，“不是向于普顺一个人下跪，是向当时的4个钉子户的房子下跪。”
“照片上最前面跪着的人就是我。”于茂源拿出下跪场面的照片说，约400名村民基本都下跪了，在视频中站着的人是外村来围观的。
对于有人看到当时现场有专人摄像，有人喊“下跪下跪”，有人看到了“婚庆公司”的车等情况，于茂源称不清楚。至于200元钱和鸡蛋，于茂源解释是“给村民的租房补贴和福利”，而铲车是为“清理现场”。
去年被选为村委会主任的于普江说，5月8日晚开会布置现场会，他被安排“保护”于普顺，后来于普顺昏倒，他帮着送医院，具体下跪现场他没见到，事前他不知道有“下跪”这一出。
“我听说村支书和村民向钉子户下跪后感到震惊。那天不少村民找到街道办，他们裤子上都是泥，有的还哭了，说给钉子户下跪了。”潍坊市北关街道王浩行副书记表示，很多地方因为拆迁发生了流血冲突、恶性事件，而偏凉子村的两委成员保持克制，向钉子户下跪“确实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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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锯
他们也放出风去：家里备好了汽油、烟花爆竹，谁来强拆就“以死相拼”
两年时光悄然而逝，进入今年6月，于普顺被彻底“孤立”了。不久前拆迁范围内尚有4户村民，“村民下跪”无疑是剂猛药，另两家于明正和于洪跃很快谈妥赔偿方案、签了协议，房子即将拆掉。
于普顺和大儿子于明源成为真正的“钉子户”：两人房子互为犄角，插满了，外墙涂上“维权”标语。他们也放出风去：家里备好了汽油、烟花爆竹，谁来强拆就“以死相拼”。
根据该村的拆迁安置方案，一个自然户是一个分配户，每个分配户按270平方米分配，住房面积不足270平方米的，差额部分每平方米1000元补齐交给村委会，有旧房的用旧房补齐。此外，按各户农业人口数每人再分配15平方米的楼房面积。
于普顺出示了一张复印件，显示该村曾张榜公示过的楼房分配面积，他和大儿子每家的分配面积都是330平方米，“这是村里张榜公示过的，后来又不承认了。村里说老房子卖了，不算。”于普顺不服，“我卖的是房不是宅基地。”
此外，于普顺认为自己盖房子前后投入了20多万元应予以补偿，二儿子的门脸房按1000元每平方米赔偿也太低。
两年来，于普顺坚持他的条件，也付出了代价。2011年村里拆迁开始就断水、断电，电表都丢过好几块。
2011年4月7日晚6点多，二儿子于美源在烧烤店被不明身份小青年持砍刀袭击，幸亏躲闪及时未受伤。5月大儿子于明源的轿车被人砸烂，这也导致于明源耿耿于怀，一直坚称“不破案就不拆迁”。
此外，于普顺称家门口曾被挖了一条深达三米的大沟，人出不了门，买菜要搭梯子通过围墙让人代买。门口还被堆过大粪，半夜门外有人燃放烟花爆竹。
“村支书带人下跪也是逼迁手段。”于普顺认为，今年5月初他和村支书于茂源谈好，330平方米面积按每平方米3500元折算，多余面积给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加10万余元补偿，门脸房按面积将来村里再给门脸房，但最后村支书又反悔了。
对此，于茂源称问题在于于普顺总用1994年曾卖掉的一套老房子来要求补偿，最后村里也同意另外补偿他一套房子和10万元现金。“可最终于普顺又不同意了。”
“下跪事件”后，于美源被照顾到村委会工作，于普顺也被照顾“每月发1000元补助”。“这是逼迁连环计。”于普顺和儿子称从没有提过这些要求，他们拒绝了这些照顾条件。
“于普顺提出了每平方米6000元的价格，总数算下来要400多万元的赔偿款。”于茂源表示，要求太高，且赔偿款要全体村民出，他无法向早拆走的村民们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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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于普京认为是“钉子户”拖延了工期。5月9日早晨，他和老伴自愿向钉子户下跪请求拆房
无法回避的是，“钉子户”于普顺和全村130多户已拆迁的村民利益产生了冲突，一种愤怒情绪在很多村民心中蔓延。不少村民指责于普顺“贪得无厌”，为私利而损害全村人利益。
于茂源解释，农村集体土地要挂牌转成国有土地才能开发建设，只要有一户不拆迁也没有办法开工建设，开发商也不接收土地。
“两年来，已有8位老人在别人房子里去世，有的老人临死还在念念不忘回住到自己的房子。”村支书于茂源说，此地人们重风俗，不愿在别人房子里去世、结婚和生孩子，而房东忌讳也多，不少村民搬家好几次。
于新江一家租住偏凉子村东2公里的博鳌新城小区，5月底儿子结了婚，“原计划在新房子里结婚，但现在只能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了，家具、家电一切从简。”于新江说，房子不能装修，家具、家电凑合着用旧的。“‘钉子户’不能只为自己利益漫天要价，不考虑全村村民的利益。”
对年老、患病等贫困村民来说，没有新房就更加困难。在偏凉子村以北五六公里远的纪家庄子，因脑出血而半身不遂的于普京和患过乳腺癌的妻子租住在该村的简陋平房中，因为有病别人不愿租房给他们。“去年母亲快去世，他到处找人帮忙，才将母亲送到了医院，最终死在医院，母亲临终时还念叨什么时候回家呢……”
于普京认为是“钉子户”拖延了工期。5月9日早晨，他和老伴自愿向钉子户下跪请求拆房。他还算账说，按拆迁安置方案他可分得三套房子，自己住一套，另两套可出租，每月有1000元至1200元的租金收入，完全够养活夫妻两人。
也有部分村民表示了对于普顺的理解，认为于普顺提出自己的要求并无不可，只是当初一些逼迁手段将于普顺激怒。“下跪”也是手段之一，只能让于普顺更愤怒。
于普顺说，其他村民大多只有一套房子，一套换三套当然乐意。“我有两三套房子，还有门脸房，按补偿方案吃了亏。”他说，“人都是为自己着想，我房子多，凭什么吃亏？他们要是我这样，一样也当‘钉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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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
工作人员均表示，根据人民法院规定，不受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拆迁安置的案件
据潍坊市城中村改造政策，让村子“自治改造”，政府只负责制定政策、审批规划、监督土地的“招、拍、挂”，具体的运作全部交给村自治组织，让村民自己商量办。近两年来，潍坊市纳入改造的城中村有89个，居住在城里的村民多达10.5万人。
如果拆迁谈不成，拆不动，建不了，如何破局？
村支书于茂源表示，因为中央和上级政府屡次强调不能强拆，因此不敢突破底线强拆，只能被逼下跪。而于普顺说他也想过通过打官司保护自己权益，后来了解到此类案子法院不受理，只能做了“钉子户”。
王浩行副书记表示，该街道办辖区内有21个城中村，改造了15个村。各村政策不同，但基本上都保证每户分得两三套房。虽然村民失去了宅基地，但每家分得二三套房子可以出租获利，再加上安排村民就近到物业等处工作，生活还是没有问题。此外，城中村改造时村里建起了商业楼出租，大笔租金每年也能给村民发福利补贴。
王副书记认为，“钉子户”提出高额补偿要求，“牺牲集体利益满足个人利益”，受损害的还是全体村民。但目前起诉“钉子户”打官司行不通，法院不受理，的选择还是继续谈。
记者向潍坊市潍城区法院、潍坊市中级法院立案部门咨询。工作人员均表示，根据人民法院规定，不受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拆迁安置的案件。
记者查询发现，其法律依据是2005年法《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
记者查阅自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不过一些法律人士表示，很多地方法院已形成“拆迁不立案”的规则。
法理
王才亮说，在城中村改造征地的事件中，不适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长期办理拆迁案件的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拆迁部门吸纳了法院有关领导，在没有和拆迁户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前，直接向法院起诉，通过申请先予执行的方式，强行将拆迁户的房屋拆除。他认为，在很多地方法院不可避免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法院出台该司法解释，实际是为保障拆迁户合法权益。
王才亮认为，宅基地与商品房地皮不同，没有使用年限限制，可继承使用。城中村改造让农民失去宅基地，集体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现在各地所谓城中村改造都没有法律依据，是打着城中村改造的名义剥夺农民宅基地，规避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的保护。
王才亮分析，在很多地方村两委和街道办、开发商等勾结在一起，开发商只出钱不出面，让村委会去解决拆迁安置的问题，矛盾和冲突都在村委会和村民之间。此外，关于集体土地拆迁的相关法规不健全，一些法规还在制订中。
王才亮说，在城中村改造征地的事件中，不适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少数村民没义务为其他村民牺牲利益，不管提多高要求和条件，都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行为，这是村民的权利，别人以什么价格卖那是别人的事情。
“本来被拆迁户遭受骚扰侵权，公安机关应该依法来保护。”王才亮说，“但遗憾的是，现实中警方往往未尽到保护职责。”他认为，“理论上村民可以起诉村委会，因为村委会侵权了。”现实却是法院不会受理，某些法院反倒会受理“强制买卖”的村委会起诉村民。而多数村民起诉少数村民，更是于法无据。
王才亮律师强调，城中村改造不是国家征地，也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村民完全有理由提出要求，必须在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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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齐鲁晚报）
潍坊市潍城区北关街办偏凉子村自2011年3月份进行“城中村”改造并开始拆迁。村内居民在外租房并享有200元/月补贴,2012年底左右新楼盖起后就可回迁。
21日,记者在偏凉子村看到,时至今日回迁房还未动工。当地村委介绍,是因有3户村民一直未拆迁,导致其他村民无法回迁。5月9日,400多名村民无奈在3户“钉子户”前下跪,请求他们早日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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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
两年搬了四次家
21日,记者见到潍城区北关街道偏凉子村77岁村民于福祥。他说,2011年3月份,偏凉子村开始改造拆迁,他便搬到附近村子租房生活,“我跟我老伴一起住。租房子不好租,别人嫌老,不愿意租给我们。”
于福祥说,拆迁过程中,偏凉子村接受拆迁的村民都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地方,暂时租房居住,村委每月按照每人200元的费用进行补贴。于福祥说,按照拆迁的正常进度,他们在拆迁开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就可以回迁,住进新盖的楼房。
但是从拆迁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多,回迁房不仅没有盖起来,甚至都没有开始施工。于福祥想要回家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在外面租房子住太不方便了。”于福祥说,像他这样的老人,更是遭到房主的嫌弃,“人家嫌老人麻烦,更害怕我们这么大岁数了,会死在人家的房子里。”
据于福祥介绍,在2年多时间里,他已经搬了4次家,租了4个地方,“已经折腾不起了,给我们老两口一个50平米的地方也行,只要是我们的地方,我们说了算。”于福祥说。
3家“钉子户”
让施工一拖再拖
谈到用于安置回迁村民的楼房迟迟没有建设的原因,偏凉子村村委副书记于宝友说,是因为有3户村民到现在不同意拆迁。他们所在的位置又刚好是回迁楼的建造位置,因此才耽搁至今。
于宝友说,在拆迁过程中,是按照居民原有的住房面积,根据1:1的比例进行等面积的置换,“偏凉子村有500左右的村民,现在98%的村民已经同意这个政策,同意拆迁。”
提起3家没有同意拆迁的村民,于宝友说,3户提出的拆迁要求,让他们难以接受,“有两户是父子关系,父亲要求让儿子到村委工作,还有一些其他不同于一般村民的要求。一户要求不要房子,按照每平方12000元的价格进行支付。”于宝友说,他们的新房的市场价,在3000元左右。
于宝友说,因为3户村民迟迟不拆迁,使得回迁楼建设一再拖延,“我们答应了让他的儿子到村委上班和其他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尽快同意拆迁。”不过,于宝友说,最近几天,事情再次发生变故,拆迁工作又搁置了下来。
21日,记者在偏凉子村的拆迁处看到,3家“钉子户”的房子现在还矗立在拆迁剩下的废墟处。记者也找到东侧的一处“钉子户”,得知是记者后,对方拒绝了采访要求。另外一户则大门紧闭。
有七八位老人死在外村
于宝友说,因为3家“钉子户”不同意拆迁,在外租房居住的村民一直无法回村,在外租房居住已经长达2年多。5月9日,偏凉子村的400多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并且聚集到3家“钉子户”的门前,给这3家“钉子户”跪了下来。
记者从当日的照片资料中看到,5月9日这一天,村里绝大多数18岁以上的村民来到村委,在偏凉子村的村委书记于茂源带头下,给3家“钉子户”下跪,其他的村民也都跪了下来。“当时他们就在家里,但是没有反应。”于宝友说。
偏凉子村村民于洪军说,他当日也给“钉子户”下跪了,“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不到万不得已,谁给他们下跪呀?”于洪军知道国家政策反对强拆,可是如果有个别人的行为,影响了好几百个村民的利益,又该怎么办?
于洪军说,“钉子户”不走,回迁楼盖不起来,最着急的是因为没家没法结婚的年轻人和年龄已经很大的老人,“这两年,已经有七八个老人去世了,他们都死在了外面。”
5月21日下午,于茂源告诉记者,一旦3户同意拆迁,他们就可以马上开工,用1年多的时间,盖起回迁楼,村民就可以结束在外租房的生活,重新回到村里生活。村民盼着,3户村民能够早日同意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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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新网）
为了一套房子、一个孩子、一个学位、一笔拆迁款、一笔取暖费……他们“离婚”了。为了结婚买房，又为了买房离婚，这正是一部分中国人正在遭遇的困境。
杜太太心里的一根弦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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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她和老杜在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了，13天前，也就是2月21日，他俩才刚刚在同一地方领了结婚证，握拳宣誓的那一刻，曾经让她觉得很神圣。
“办了离婚，就像是心里的一根红线被剪断了，感觉已经完全不同，心态被改变了。”
那天，去离婚的人很多，杜太太的身边就坐着一对为买学位房而来离婚的夫妇，她向他们请教怎样写好离婚协议，依照前辈的指引，她在离婚原因一栏写下：夫妻感情不和。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为了一套房子。
自2010年起，离婚便成为中国历次房产新政打击炒房客误伤刚需族的副产品。
杜太太是上海人，老杜是北京人，他们是去年认识的。
来上海前，“IT男”老杜贷款在北京五环外买下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作为一名事业单位职员，杜太太并不想离开上海。婚后，他们很快看中了上海外环一套96平方米总价180万元的二手房。
老杜卖了北京的房准备交首付，但夫妻俩发现，2011年出台的“新国八条”“认房又认贷”的强制性规定使得他们“被二了”杜先生虽然卖掉了套，但留下了贷款记录，杜太太没房也没贷款记录，但即便用她的名义买房，她也会受丈夫有贷款记录所累而“被二”，“就像是在我们身上打了钢印一样”。
杜太太婚前并未意识到这点，他们被“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的政策困住了。杜太太算了笔账，如果首付80万元贷款100万元，首套房贷利率是8.5折，二套房贷利率是1.1倍，两者利差相差30多万元。
银行的信贷员给他们支了个招：要想二套变首套，政策性离婚，“新国五条一出，二套的利率很可能会升到1.2、1.3倍”。“很显然，我们是被政策误伤的人”，杜太太说，当双方父母得知要通过离婚来买房的消息后，叹了口气，骂道：“变态的政策。”
杜太太和老杜离完了婚，向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他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
自2010年起，离婚便成为中国历次房产新政打击炒房客误伤刚需族的副产品。今年3月1日，“新国五条”细则出炉，限购限贷愈紧，其中对卖家出售第二套房产的部分征收20%个税的规定，成为狙击二手房交易的一道“杀手锏”。为抢搭政策末班车，“过户潮”、“离婚潮”屡创新高。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政策性离婚成了开发商、房产中介、银行信贷员、买家和卖家的一场合谋。
开开心心来离婚、高高兴兴去买房的场景在各地民政局门口上演，郑州市房管局的办事员连续加班一个礼拜，结果在三八妇女节那天，有窗口工作人员累到休克，被救护车拉去医院抢救。
“一边发钱，一边征重税，压房价，这就好比一边在洗澡盆里放大水，一边用个脸盆压水花！”
深圳的王太太最近也离了，因为第三套房子。
王太太是在2002年去的深圳，次年，她在父母帮助下花62万元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2005年，她和老王结了婚，两人花108万元合买了一套155平方米的婚房。老王是深圳一家知名台资企业的大陆高层干部，这家企业为留住核心人才，推出了一项配房的留才政策，条件是要续约8年才能过户，2006年，老王续了约，分到一套公司附近107平方米的房子。
今年，王太太和老王想去办理过户手续时，他们遭遇上了深圳“本地户口限购两套房”的限购令。王太太打电话给房管局，房管局重申了政策。老王的公司只给了两周办理期限，如因个人原因无法过户，你要么放弃，要么在成都或烟台选一套同等价值的房子。
于是，老王像他们身边的许多同事一样，走上了政策性离婚之路。老王净身出户，把房子、财产和孩子都给了王太太，这让王太太的父母非常感动。王太太给限购的评语是“这是违反市场规律、反人性的政策”，她质疑道：“天天出国十条、国五条，可是你看看照样有房叔房姐，政策真正打击到的是投机者还是小老百姓，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降房价的关键是政府要让利：降地价、多建保障房、慎发货币，而不是屡屡在发展商和消费者身上下刀子！”
王太太的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她的纠结是，到底要怎样跟孩子和老师解释她目前的婚姻状况。
在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看来，未来行将推出的“房产税”也将成为“假离婚税”。他在最近的一篇《学习朱镕基，暂停“国五条”！紧急刹车，平息离婚狂潮》文章中写道：“新国五条”出来当天，我和复旦大学几位教授立即研究了条文。我们得出一致结论：这一定会引发一浪高过一浪的“假离婚”潮。因为，税太重，伤害太大。我们算了一下：2001年复旦附近5000元/平方米的，现在涨到4万～5万元/平方米了；120平方米(上海无小房)的房已500万元了，减去当年50万元，差价450万元，要交90万元的个调税。而假离婚，办个手续70元吧；再复婚，再70元吧。要90万元，还是要140元呢？
“弗里德曼说过，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谢百三说，“你发了那么多票子，房子能不涨吗？一边发钱，一边征重税，压房价，这就好比一边在洗澡盆里放大水，一边用个脸盆压水花，何等荒唐！”
婚姻登记处是房市晴雨表。但玩“政策性离婚”有风险，一不小心就会鸡飞蛋打、人财两空。
老李，天津个体户，最近，他准备离第二次婚。
老李和李太太是河北唐山人，两人是隔壁村的，一条天津到秦皇岛的高铁要从老李的村里过，每户能有几千块钱的分红，李太太以结婚迁入的方式拿到了分红。李太太的村里有附近的小学，当她想让自己孩子入读时，就遇上了户口的问题，派出所说，只有离了婚的人才能投靠父母回迁，于是，老李和李太太离了。
2005年，老李和老婆复婚，两人到天津创业，过了几年，他们在天津按揭买了一套两室一厅88平方米的房子。这些年生意尚可，小有积蓄，老李准备在天津再买一套60平方米的小户型给父母养老。为了二套变首套，老李准备再离一次。“被逼无奈，真的没有办法，别人也都这样弄，其实不想这样弄，可实在负担不起这个成本。”老李说，“一个证不能承载太多它不该承载的东西，当我的生活利益受到巨大损害时，我会选择忽略它的象征意义。”
老李的经历并不是最离奇的，在北京，为避开2011年出台的“京十五条”中“外地人须连缴5年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最严限购，有房产中介“做局”，非京籍人士与原配离婚，与陌生京籍人士闪婚购房，闪离，与原配复婚，完成“曲线购房”，一举三得。
2011年，沈阳出台房产限购令，沈阳一家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一对夫妻为了交易多套住房，居然离婚7次复婚7次。“这种离婚可能是一些有钱人多年前购买的多套房，现在一套一套地卖，为了避税。”在沈阳，离婚旺季通常是春节刚过、房交会期间、供暖期之前、高考结束后……工作人员说，像房交会和供暖期之前离婚的，有不少属于“政策性离婚”。
“婚姻登记处是房市晴雨表”，新“国五条”细则出台后，宁波老三区单日离婚量为平时4倍。昆明市五华区婚姻登记员罗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昆明每年大概有2600对离婚，每月离婚人数基本平稳，在200对上下浮动，若是遇到房产政策变动，估计大概有10%的申请人员是政策性离婚”。宁波市民政局统计，2012年宁波14858对夫妻劳燕分飞，约两成是“假离婚”。天津市河东区民政局婚姻登记部门统计，有23.7%离婚夫妻为购房办了“假离婚”。
“政策性离婚”或为房子，或为超生，或为出国，或为躲债，或为避税，或为低保、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养老保险补贴，或为多得征地补偿。天津宝坻区有个村要征地，只要在村里有户口就有土地补偿款，一名男青年因女友未达法定婚龄，竟和准岳母登记结婚，准岳母“嫁”到该村拿到补偿款后再离婚。
玩“政策性离婚”有风险，一不小心就会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过一个案子，李先生和张女士为了在拆迁中多得房子离了婚，房产、基金全登记在李先生名下，十几年过去房子一直也没拆，李先生因为癌症躺在病床上，张女士去民政局请婚姻登记员来医院准备办复婚，结果晚了20，李先生去世了，张女士一夜白头，好在最后通过法院争取到了亡夫一半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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