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11年开始，“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调查”通过对几万个中国家庭的实地走访观察，用诚意和努力串联起家庭幸福感的点点滴滴，勾勒中国家庭的“幸福曲线”。
（来源：环球网）自2011年开始，“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调查”通过对几万个中国家庭的实地走访观察，用诚意和努力串联起家庭幸福感的点点滴滴，勾勒中国家庭的“幸福曲线”。
2014年元月，“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如约出炉。本次调查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瞭望周刊社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与往年相比，2013年的调查重点更加聚焦。中国人的“大健康指数”、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国人的生育意愿，成为三大关注点。
特别是，为深入了解城镇化背景下2.6亿名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幸福感的来源和渠道，本次调查专门增设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独立问卷。由此，一张覆盖城镇、乡村以及“城乡缝隙”的“全包围式”调查网络，得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呈现出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的若干“变”与“不变”。
67.10%的被调查居民家庭幸福感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4.70%的家庭超过7分，平均水平为6.22分，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感觉幸福;63.60%的被调查者认为周围人群绝大多数和大多数家庭幸福，这表明在中国人眼中，身边的大多数家庭都幸福;家庭幸福感较高的人群特征明显：健康状况良好、家庭收入较高、人际关系良好、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较高安全感和获得良好卫生保健服务。
与此同时，调查还发现，在这一年间，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明显提高，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显著变化，“大健康指数”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国人生育意愿低水平徘徊，仅有半数外来务工者打算留城、困惑是“就业”与“住房”……
“社会转型期，中国在变，中国家庭也在变。透过这些变化，可以观察中国发展的大势，亦可了解中国家庭的细微需求。”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张汉湘说，“在这万千变化之间，不变的是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真实可靠的决策参考，助力中国家庭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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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预期明显上扬
2013年调查数据显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与2012年相比，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其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感预期提升幅度更大。
本次调查的家庭幸福感基准为7.96分，比2012年调查(7.27分)提高了0.69分，上浮9.49%。而2013年调查家庭幸福感原始得分为8.00分，比2012年的8.15分降低了0.15分，降幅为1.84%，变化微小。在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与幸福感原始得分基本持平的共同影响下，2013年调查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22分)与2012年调查(6.90分)相比有所下降。
“幸福感基准分主要体现了人们的家庭幸福感预期。十八大以来的一年间，党和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改革、改善民生的实质性举措。特别是实地调查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益临近，重大改革信号逐步释放，人们对党和政府的期待不断增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幸福感预期的明显提升，反映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与图景。
在2011年和2012年的调查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感均高于城镇家庭。而2013年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了逆转——城镇居民感觉幸福的家庭比例为68.51%，这一数字在农村为66.22%。
这同样与幸福感预期的提升有关。2013年调查农村家庭幸福感基准为7.92分，比2012年的7.13分提升了0.79分，上浮11.08%;而城镇家庭幸福感基准为8.00分，比2012年的7.47分提升了0.53分，上浮7.10%。与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幸福感预期提升更为明显，这导致农村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17分)略低于城镇家庭(6.28分)。
调查还发现，农村家庭的主要公共服务诉求更趋近于城镇家庭，城乡居民在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决定因素、家庭不幸福的原因等方面，均表现出一致性。“农村家庭幸福感预期提高、城乡家庭追求更趋一致，这些反映在调查数据上，就是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逆转”，王广州认为，这也反映出加快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期望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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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半数农民工愿“留城”
调查显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平均得分为6.09分，低于城市本地人口(6.28分)。
“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直接影响其长期居留意愿，而居留意愿关联着一个城市的‘安稳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齐亚强副教授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要估算出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规模，才能确定公共服务的提供数量和提供方式。“此次调查的一些数据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调查显示，约有一半的外来务工者明确表示计划长期居留目前所在城市。比如，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计划长期居留的比例为50.93%，将来打算离开的比例为28.78%，另外还有20.29%的外来务工人员还在“去留”之间徘徊。
调查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平均每周的工作总数达60.6;仅有56.1%的外来务工者与目前的工作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87.3%的农民工参加了至少一种社会保险。
调查中，77.7%的外来务工人员坦陈，自己与本地人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最普遍的差异来自住房(占比39.0%)。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双重困境，分别有98.4%和97.1%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及就业压力(64.7%)和没有住房(61.0%)是困扰。
71.10%的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拥有住房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仅有14.4%的被调查者住在自购房里，其余被调查者只能选择租赁(57.8%)、寄居亲友或雇主家中(5.3%)，或栖身集体宿舍和工棚(21.1%)。“这表明，外来务工者的住房需求远未得到满足。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精细化分析，可以将这种需求具象化”。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王军表示。
王军介绍，为简化分析起见，假设计划长期居留目前城市的外来人口将来都要购买自有产权住房，从长期来看，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套数在167万--233万套之间，深圳市的这一数值在195万-327万套之间。
若以现有共同居住家庭人口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目前住房需求”面积在3153万-4399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3884万-6514万平方米之间;若以计划长期居留的外来人口实现家庭团聚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面积在5758万-8034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7332万-12295万平方米之间。
王广州表示，如此惊人的住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特大型城市房价飙升、楼盘供不应求的深层原因，对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这即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一个决策背景。同时，北京和深圳在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得与失，也值得其他城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时充分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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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重视“大健康”
与往届相比，本次调查开始引入中国家庭“大健康指数”的测量。数据显示，健康已经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此处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社会交往和适应能力)，即“大健康”概念。
76.88%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幸福主要取决于家人健康，占所有取决因素的首位。城乡居民健康平均水平为5.97分，其中60.60%的受访者自感健康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1.70%的受访者超过7分。这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良好。
调查显示，健康状况越好的人，家庭幸福感越强。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健康与家庭幸福感均呈正向变化，其中心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社会适应健康次之，而生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认为，这表明，当人们普遍拥有较好的生理健康状况时，就会将目光转向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此时生理健康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降低，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此项改革公布之前，本次调查将生育意愿列为调查重点之一，侧重测量生育政策对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影响。
调查发现，中国城镇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为1.84，即平均每个家庭希望生育1.84个孩子，低于2.10的更替生育水平;生育政策调整前，中国城镇家庭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为1.29;假设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城镇家庭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为1.45。
专家分析，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实际生育子女数(1.45)，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1.84)，二者相差0.39，这主要受育龄人群自身健康、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发展规划等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而政策完全放开后的实际生育子女数(1.45)比政策调整前计划拥有子女数(1.29)高出0.16，这主要是受生育政策的影响。
“由此可知，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计划的差距中，生育政策因素影响占比28.63%，非政策性因素影响占比71.37%。”王广州说，可见中国的实际低生育水平，虽然有生育政策的影响因素，但主要还是受家庭成员自身健康、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发展等非政策因素的影响。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多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王广州说，随着“单独二孩”政策在各省区市陆续执行，政策调整前后的生育意愿变化成为了新的研究课题，值得持续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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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投影
家庭承载着中国人的梦想，“幸福”就是“中国梦”在中国家庭中的投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部署，也从不同角度对提升中国家庭幸福感提出了具体要求。针对本次调查所反映出的中国家庭需求现状和家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提出了四项建议。
首先，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建立覆盖城乡的家庭服务体系。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大力发展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家庭用品配送、家庭教育等特色服务，引导城乡家庭合理消费。大力增强针对城乡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公共服务能力，努力改善和缓解家庭“看病难”、“养老难”、“入学难”问题。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其次，加大健康教育和宣传力度，提供更加完善的健康服务。各级政府要把家庭健康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
其三，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契机，稳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落户问题，将其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保体系，努力解决他们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困难。
积极探索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卫生与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空巢家庭、农村留守家庭、受灾家庭和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的扶持力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其四，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减少城乡差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通过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方式，逐步减少城乡差异，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来源：京华时报）房子是很多年轻人打拼的目标，也是不少年轻人心中的痛。在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热潮下，很多人是冲着公务员的隐性福利去的，的隐性福利无疑是房子。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工作的年轻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住房问题的困扰。其中，在中小城市工作的公务员的住房问题在父母的帮助下解决起来更容易，也更现实。
“脑子里老是想着房子和金钱，人会被累死、苦死”
36岁的毛宇(化名)是他所在的部委最年轻的副局级官员。他住在北京北三环边上，开车到单位需要半个。毛宇住的房子50多平方米，按他这个级别，住房的面积应该在110平方米左右。“何时能分上大房子呢?”面对记者的问题，毛宇笑了：“我们部里早就不分房了，不存在解决的问题。”
毛宇对分房不抱任何希望。
他告诉记者，几年前，单位一次性给了他几万块钱，算是对于他住房面积与级别有一定差距的补偿。“这点钱连个高级马桶都买不了!”毛宇说，他们单位在2009年时找了一块地，盖了一批经济适用房卖给大家，单位要求他把自己的房子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单位，以每平方米9000多元的价格去买那个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在购买之前必须与单位签一纸协议：大房子5年之内不能对外出售，5年后如果要卖也要卖给机关，不得进入市场交易。毛宇算了一笔账，他在三环的房子虽然小，市场价格却很高，而单位的房子如果买到手里，一个是住得比较远，上班的时间成本比较高，另外一个是若干年后回卖给机关，如果是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那么比自己的小房子要小。
“如果被房子绊住手脚，那么永远不会有幸福的感觉。”毛宇说，“我情愿安分地住在小房子里面，不再想那么多，啥级别不级别的，算了吧。”
毛宇说，他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各部门情况不一样，有的单位领导能运作，可以批来一块地，就会以经济适用房或者两限房的方式分给职工，成为单位的所谓“正面财产”，但一般来说，在2009年之后，部委想这么做越来越难了。
按照收入计算，毛宇远没有做生意的妻子挣得多，但搞旅游的妻子生意有淡季和旺季，他则是旱涝保收，朝九晚五，十分稳定。毛宇和妻子目前还没有要小孩，问及原因，他说与房子关系不大，就是顺其自然，“有孩子了，条件也如此，没有也没有关系，脑子里老是想着房子和金钱，人会被累死、苦死。”
“几年的工资都为房价打了工”
赵小乐(化名)是2008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北京一家单位的。当时他刚大学毕业没房子，单位给他找了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子住，由于是机关的房子，房租相当便宜，一个月才500元，而且离单位很近。但这个房子是单位的周转房，产权是单位的，不能卖给个人。
赵小乐也问过单位领导：“将来是不是还可以分到房子?”领导的回答是：“先等着吧，有别人的，一定会有你的。”
赵小乐是从一个小城市考出来的，父母都有退休金。3年前，父母拿出60万元积蓄，对他说，儿子，如今你在北京工作也稳定了，也有了对象结婚了，一切都不错，缺少的就是房子，我们省吃俭用这么多年，这是仅有的积蓄，你先拿去买房子吧!“父母说得很坦诚，但我心里觉得特别不忍心，不愿意用一套房子把父母一下子掏空了，他们还要养老，还要过日子。”赵小乐犹豫了很久，还是拒绝了父母：“我们单位将来还有机会分房呢!这钱你们先留着。”
但是，令赵小乐后悔的是，不但单位分房遥遥无期，北京房价也一涨再涨，“几年的工资都为房价打了工，两个人不敢吃不敢喝，更不敢买票去听音乐会、看话剧，看场电影、出去吃个饭都要下点决心，觉得奢侈了一把。”赵小乐说，他们单位属于清水衙门，不是有实权的部门，来求着办事的人少，平时吃请送礼的人几乎没有，因此，“工作之外没有什么油水。”
赵小乐说，他在单位工作了将近6年，副科级别，但目前的工资七扣八扣，拿到手里的只有4900元，他妻子在一家企业上班，比他的工资还要高，有6000多元。“有人说，房价把中国的年轻人变成中年人，在房价的重压下，不敢出去旅游，不敢听音乐会，不敢追随自己的梦想，而像拉车的老牛一样，丝毫不能松懈。”赵小乐觉得这种状态说的就是他。“房子要分就分，不分就告诉我们，然后涨点工资也成。现在房子就像我面前的胡萝卜，看得着，够不着，心里还老想着，错过了买的机会，也一直没有分到手。”
赵小乐研究生毕业，又工作了6年，已经年过30岁。“30平方米的房子，再把父母接来，根本转不开身子，养孩子是做梦。如果几年前接受父母的馈赠就好了，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对于未来，赵小乐的想法是，先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死等下去，看别人腾退出来的房子何时能够轮上自己再说。“贷款买房子，我们的生活状态一样会很窘迫。”他说。
“不用还贷做房奴，非常幸福满足”
在山东沂蒙山区某乡镇工作的明朗(化名)今年30多岁，是一名在共青团机关工作的公务员。每天早上，开车从县城到乡镇上班需20。
在小县城，公务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明朗的工作稳定，工资虽说不高，但在当地是属于中上等的水平，虽然工作也经常加班，还是有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而且在家乡工作，家里有事情需要帮助回去也方便，亲戚朋友也会经常聚在一起。和大城市高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相比，这里节奏慢一些，事情少一些。
在县城生活工作还有一个特点是消费低，比如说房价，同样质量的房子，在北上广几万元一平方米，在小县城只需两三千元一平方米，虽然房价一直在涨，涨得也慢一些，国家调控房价对小县城的影响也不大。“2006年买的房子，120多平方米，购买加装修一共花了30万元。”那时候明朗刚刚结婚，还没有多少积蓄，主要是依靠双方的父母拿钱买的房子。
“以前看新闻，说国际货币基金统计，将房价与收入作对比，2012年全球十大房价最不可负担城市中，中国占了7个，其中上海的房价和日本东京持平，不过上海的人均收入只有东京的1/8。这样看来，能在自己的家乡从事一件自己喜欢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不用去还贷做房奴，非常幸福满足了。”明朗说。
不过，在县城也有许多比不上在大城市工作的方面。“在大城市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在大城市可以建立更广阔的人脉，有更多机会去锻炼工作能力，提高工作的经验。”明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很羡慕有些同学去了大城市工作。
不过这几年房价涨幅很大。“大城市的同事有些后悔当时没有买房子，到了成家立业有了孩子的年纪，反而更羡慕在小县城工作的人了。”明朗对比这些年的变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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