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纸限购令让北京的房地产市场遭遇了一场寒流，无论最终限购是否能够降低房价或者降低多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目前在北京，投资住宅已经没有市场了。而作为地产投资客的风向标，浙江炒房团也已经开始撤离北京了。
一纸限购令让北京的房地产市场遭遇了一场寒流，无论最终限购是否能够降低房价或者降低多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目前在北京，投资住宅已经没有市场了。而作为地产投资客的风向标，浙江炒房团也已经开始撤离北京了。日前，记者对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浙江炒房团的带头人陈俊进行了专访，出人意料的是，尽管面对严厉的地产政策调控，他还是对投资房地产表示了强烈的信心，只不过他们的方向转变了二三线城市和商业地产成为新目标。
带头人其实很普通
陈俊名片上的头衔是北京今日潮流企业策划公司董事长，只不过在下面有一行小字浙江投资团发起人，尽管陈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总是着力强调他们不是“炒房团”，而是“投资团”，但是由于炒房团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照样还是有不少人，把“投资团”当做“炒房团”。陈俊告诉记者，其实自己的经历并不复杂，成为炒房团带头人也是偶然。陈俊是1995年来到北京的，因为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家外贸公司的翻译，后来他还在一家杂志社做了记者。
“那时候我们浙江人刚到北京时也大多选择租房，因为那时候北京的房地产开发也才刚刚开始，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我刚开始在北京的时候是住在一个朋友租的酒店里，后来那家在陶然亭的酒店拆迁了，所以我就想到四处看看房子。”陈俊坦言，当时根本没有太多想法，只是觉得租房也是每个月按时付房租，而如果首付五万到八万元，就可以拥有一处自己的房产了，这样很划算。于是，从2000年开始，陈俊就围着北京城四处看房，有时候即便项目还是工地，他也会进去转转。2001年，他看好了一处项目，那是位于西长安街延长线的百朗园，当时的单价是每平方米7800元，陈俊觉得项目整体还不错，于是就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准备和开发商签合同了。没想到几天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又看到了位于魏公村的韦伯豪小区，他有点犹豫了。“因为我喜欢去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注：现国家图书馆），那里离北图很近，而且由于我是学英语专业的，对于北外有着强烈的向往，而韦伯豪就在北外的隔壁，所以我毅然要回了百朗园的定金，改在韦伯豪置业了，尽管韦伯豪当时的单价是每平方米8200元，而且房子的总价也贵了不少，我还是选择了这个大四居。”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俊还是选择对了，韦伯豪的幅度超出了百朗园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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